——与两位向峨家长的相识
零八年五月二十五日，我接到图片社的任务派遣，拍摄联合国难民署捐赠的帐篷抵达成都双流机场的交接仪式及其整个分发过程的照片。这之后，难民署一直未获得对帐篷分发过程拍摄许可。六月三日，我从广元青川的白龙湖畔辗转来到了都江堰市向峨乡一个叫鹿池的小村子。难民暑的宋小姐前一天发来短信，三日中午，联合国的帐篷运抵向峨——等待八天后我终于获得了批准可以在鹿池村拍摄这些帐篷分发情况。
2008年6月3日，向峨乡主干道两侧房屋基本无存。
到达鹿池村时，武警战士正在村里搭建联合国的白色帐篷。我跟着一队战士，来到了建在半山腰竹林间的几座二层小楼房中间。稍后我知道，这里居住着村支书的大家族。一群孩子们在抗震棚里玩耍，那里面有柴油发电机和电视机，晚上可以用电灯，看电视。这样的生活条件在地震一个月后的灾区，尤其在向峨这样的山区，是并不多见。我很想拍摄这里的晚间生活，于是决定晚上晚一点再走。我看到武警战士在废墟中清出一块又一块平地，然后把雪白的联合国救灾帐篷撑起来，村民们喜笑颜开，拍手称赞。近了傍晚，我在村中逡巡一番后回到了竹林空地，在印着UNHCR的蓝色标志的雪白圆柱帐篷前，大家族开饭了。我拍下了这个场面，并且给将要住进新帐篷的邹家夫妇俩拍了合影，他们给我留下地址请我把照片寄送到他们在外省当兵的儿子。我欣然接受。而后，热情的邹家人邀请我一起吃饭时，我正在想怎样才能留下来等天黑到来。
鹿池村民在捡拾木柴。
来自南充的武警战士帮村民清理废墟。几个月前，他们曾被调派西藏平息暴乱。
坐定后，桌对面的男主人给我敬酒，旁边人介绍说他就是就是本村支书。
寒暄客套，酒菜丰盛。在我旁边，还有另一位客人，他不是支书家族的人，是支书兄弟的发小儿，可看出他是这家人的常客。他面带愁容，大口喝酒，讲话带情绪，眼窝通红。酒是自家坛子贮存的，地震时坛子摔破了，酒里间或漂着几只蚂蚁。他叫李晓章。他和支书你一言，我一语地谈论着关于“几百个娃娃全埋完了”的话题。
我立刻就懂了，这偏僻的小山村里也有一间学校在地震中塌掉了。此前我目睹过曲山镇、北川县、蓥华镇、红白镇等几个地方的学校惨状，之后我还看到了都江堰新建小学和木鱼镇中学等垮塌学校。浓重的四川口音我不能全部听懂，但我听到支书一半劝慰，一半教训的口吻对李晓章解释了很多话，大意是八十年代经济困难，建房标准低，没得办法，九十年代又是什么条件，房子当然把实得多。席间众人，个个默然。
吃着谈着，男主人看着我的照相机突然问我有没有采访许可证。他指的是地震发生一段时间后，政府宣传部门专门给国家许可的记者配给的地震灾区采访证。“没有，”我解释道，“我只是临时地受雇于联合国难民署，我是自由摄影师。”少顷，他又问，是谁派我来的。我答说，我是自己过来的，我不是记者，没有人派我来。
过了一会，男主人起身去一旁打了个电话。不久，来了五六个戴着红袖章，穿着迷彩服的的年轻人。红袖章上写着：民兵。其中两个胸前别着党徽的人坐进了我这张桌子，和男主人寒暄了几句再无二话，就一齐把目光集中到了我这个陌生人身上。“哪里来的，有没有采访许可？”“我没有，联合国难民署让我来拍帐篷分的，是经过宣传部门许可的，前几天我在成都还拍了省里领导和难民署官员的合影可以给你看。”“介绍信呢？”“也没有，他们没给我，只给我发了短信。我手机里有你们救灾指挥部领导的姓名电话，也有村长的姓名电话。”“请出示你的身份证。”
党徽男详细记录我的身份证，说：“目前我们这里出现一些破坏分子，扰乱了抗震救灾工作，来历不明的人我们不能保证安全，请你立刻离开这里。”此言一出，鸦雀无声，一道冷汗划过脊背，我声音颤抖了一下，仿佛总理忽然发觉一只皮鞋从斜刺里飞过时的那一刻：“我只是一个照相的，我要拍的帐篷是联合国捐的，出钱捐赠的人需要通过这些照片知道物资的使用情况。”“谁知道你是干什么的！无凭无据你说是联合国就是联合国？”他不耐烦地向我身后使了个眼色，“立刻送他离开。”声音斩钉截铁，胸前党徽烁烁。
无需再解释。我的照片与言论将不会被过滤，他们只是执行上级命令。我撂下筷子，站起身来，失望于原计划夜间的拍摄没戏了。刚才为之拍照的老邹的老婆马大姐，走上前塞给我几个咸蛋，嚷着说让我一定要再回来。四个迷彩服民兵、马大姐和支书的一个兄弟一同送我沿着山腰的竹林小径直到大路旁。邹家族的孩子们，也簇拥着送我，嚷嚷着说让我将来一定再回来。
来到大路，我给了马大姐名片，又给大一点的一个孩子写QQ号，这时四个迷彩服中最英俊的一位，喝令我不许停下来必须马上走。我对他说，我怎么也要等辆过路车搭车啊。他眯着眼睛笑道：“开步走！你就走回都江堰吧，这里不欢迎你！”我看着他的浓眉大眼，惊异于那对我无端的仇恨。我只能先沿着被卡车压坏的公路边走边等待有车路过。我绕过几道弯后搭上了一辆过路卡车。挤在驾驶室的两个司机旁边，心里回放刚刚的一段影片。
卡车在坑洼的路上爬了几分钟，两辆摩托车追上来，喊着招手让我下车。我以为党徽男发觉有什么不对头，要把我抓回去——抑或他们的上级证明了我是合法的，要跟我道歉也未可知。下车查看，来者乃是晚饭坐在我旁边的李晓章，以及另外一个中年男人。“记者同志，上我们的车！我们送你回市里！”他从怀里掏出一叠皱巴巴的报纸复印件塞给我，我扫了一眼，是《南方周末》五月下旬的一篇关于建筑专家谈教学楼建筑质量的报道文章。“记者同志，我们的娃儿死地太惨了！”暗蓝的暮色中，我又看到李晓章那对红肿的眼窝，里头噙着些眼泪。他抹了一把脸，急匆匆地说：“快上车，他们污得很，外面进来的人都被撵光了，我怕他们追上来整你，我们送你保证安全。”我撇腿跨上李晓章的摩托车，正想听听他们的故事。骑另一辆摩托车的是李文刚，他的儿子也遇难与向峨中学。
一路上，李晓章对我讲了他16岁儿子以及其他三百多名学生的死。
“我当时在外面，一地震我就跑到学校看我儿子，到了一看立刻就绝望了。”
“学校全垮完了。垮得太快，没几个跑出来，肯定是豆腐渣。”
“我家娃儿太懂事了，学习特别好，个子都和我般般高了。”
“我们几十个家长一路走到市里喊冤，特警把我们围了，打伤了好几个家长，记者的摄像机也给摔地下了。”
“市里乡里都勾着，官官相卫。”
“上面的政策好，下面的官太污了。”
"村干部家的孩子,都在濮阳镇上的中学上学, 那所学校没垮."
“我们要告到底，娃儿不能冤死。”
夜路显得比白天时候要更长一些。最终我被送到都江堰市里一个河边的帐篷区，住在他的好朋友的帐篷房里。借着一豆烛光，我们谈话又继续了一会。他们最担心向峨这个地方太小，太不引人注意，那样伸冤就不可能成功了。6月3日的夜，我在二十人的救灾帐篷里入眠，有些冷。帐篷外，河水汹涌奔腾在古老的秦朝古渠，彻夜轰鸣。
重建需要投资，治理需要口号
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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